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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诸如“君主被认为几乎不亚于神”“君主的地位仅次于上帝”，抑或“皇室家族是一个超乎凡人的种族”之类的言论代表了当时流行的君主观；而各国君主和皇室也在利用各类刻意为之的仪式或以营造氛围的方式身体力行地迎合这种观点。但毫无疑问，20世纪初作为国家象征的欧洲君主与前现代时期的“君权神授”截然不同。此时君主地位的提升，本质上源于工业化与现代化发展：伴随着欧洲各国（特别是大国）在经济贸易、殖民扩张、全球势力范围等各方面的迅速拓展，欧洲人对民族国家甚至帝国的认同得到不断强化，无论是德国人、俄国人、英国人，还是奥地利人、意大利人，都会倾向于认为自己所从属的集体（国家）有区别于其他集体的过人之处，而君主制的那套规则与排场，成为大多数欧洲人精神寄托的对象，即诺贝特·埃利亚斯（Nobert Elias）所说的“理想的‘我们’”（ideales “Wir”）的代表。在各国民众的心目中，20世纪君主及王室正如他们所代表的“国家”一样，实际上并非活生生的个人，而是构成民族认同基础的象征符号。因此，王室家族利益抑或亲属血缘纽带必然会让位于国家形象的塑造。在英国这样的多党制议会国家，王室言行需要符合国民对他们的期许（例如乔治五世在1917年将家族姓氏变更为更加英范儿的“温莎”），在个人权力极大的巴尔干国家也是如此，君主们同样对履行君主义务有着清晰的认知。并致力于以不同的手段统御民心、维持国家独立。

　　但君主神话的破灭并非源于君主们缺乏成为优秀的士兵、军事战略家和统治者的天赋，其根本原因是时代的变化。民族主义的抬头固然让各国需要一个象征物，但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现代化与专门化，连同现代社会层出不穷的新诉求，让君主们所承担的职能退化为仪式性的——且这一迹象在一战爆发前就已经出现。一战的结果进一步表明，一方面，无法解决国家内部的根本性矛盾会让一些君主失去自己统治的国家，而不仅仅是失去自己作为“神”的地位；但另一方面，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博弈又可以让另一些国王们虽然自己失去统治权但依然得以（暂时）保全本国的君主制，奥匈帝国与保加利亚在一战后的不同发展走向便是一对可以相互映照的例子，而君主个性禀赋显然在其中并不占据绝对作用。作者甚至还在书中提醒读者，“逆境往往能激发出王室成员的最佳状态。在位时以残忍、愚蠢或专治著称的君主，在失去王位时往往会表现出非凡的谦逊、尊严和不屈。”（第256页）威廉二世、沙皇尼古拉一世皆是如此。

　　与《坠落的王冠》是一部当代作品不同，《耻辱柱的历史》出自19世纪意大利著名作家亚历山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之手。最初它并不构成一个独立完整的故事，而是计划作为曼氏最著名的作品《约婚夫妇》（I Promessi Sposi, 1840）的背景之一，以“附录”形式出版。由于《约婚夫妇》是一部描绘17世纪西班牙统治下伦巴第地区社会现实的历史小说，不可避免地涉及这期间诸多的历史事件，例如战争、起义和瘟疫。《耻辱柱的历史》讲述的正是1629-1631年米兰大瘟疫期间线年，米兰的一名卫生专员及一名理发师因被指控在无辜市民家外墙上涂抹“有毒”油膏传播瘟疫而被处以极刑；案件办结后，人们夷平了理发师的店铺，并在原地竖起 一根记载案情与处罚的“耻辱柱”“警示”后人。

　　曼佐尼对案情的叙述极为简单，因为即便以他所生活时代（甚至更早的18世纪）的常识看来，“涂油膏”案也是一桩错得离谱的冤案，完全是刑讯逼供的产物。因此他将叙述的主要重点放在对子虚乌有的罪名罗织及残忍酷刑的讨伐上。曼佐尼甚至用整整一章的篇幅从法制角度分析刑讯逼供及酷刑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当时的法律缺乏对刑讯规则及“应用此项权力的条件”规定；另一方面，在罗马法传统下，法官又被授予为查明真相而对被告施刑的权力，从而弥补了采取残忍手段逼供的“合法性”。这种对“由于无法制定具体规范，一切全部取决于法官的意志”批判，无疑是启蒙时代的反权威、反传统思想的延续。但曼佐尼的愤怒并不仅止于此，他强烈谴责为达成调查和惩戒目的的酷刑背后普遍的人类野蛮与反人道。值得注意的是，曼佐尼这一反酷刑的立场不仅基于他作为受启蒙思想熏陶的人道主义者的身份，或许还带有一层血缘意义上的传承：撰写《论犯罪与刑罚》（Dei delitti e delle pene, 1764）反对酷刑与死刑、奠定现代刑法学基础的切萨雷·贝卡利亚（Cesare Beccaria）正是曼佐尼的外祖父；而他书中多处引述观点的《论酷刑》（Osservazione sulla tortura，1777）一书，其作者、意大利启蒙运动的另一位先驱皮耶德罗·维里（Pietro Verri），则据信是曼佐尼真正生父的兄长，并与曼佐尼一家始终保持密切往来。

　　1630年“涂油膏”案的审讯过程显然符合曼佐尼对酷刑代表的盲目权威与人类残暴的批判。各级审判者们从一开始就完全不相信卫生专员的清白。除了重拳出击施以酷刑，还用免罪承诺的方式诓骗“罪犯”交代“同伙”。这种查明真相的极端方式，虽然用曼佐尼引用的罗马法条款是解释得通的：“法官们不得以刑讯逼供开始，而应首先利用似真的、可能的证据。如果这些高度真实的证据表明应运用酷刑查相，那么法官可在被告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其施刑。”（第29-30页）但“涂油膏”案中“似真、可能的证据”仅仅是两名妇女基于自己的偶然所见脑洞大开的推论，而舆论的不断发酵最终让司法部门认定许多居民家的外墙和门上被涂上了诱发瘟疫的致命油膏，因而是一场性质极为恶劣的大众投毒案，“罪犯”对此必须从实招来。

　　曼佐尼本人倒是完全不认为医学知识欠缺一定会造成不公正的发生，他明确提出，“不健全的制度也不会自行运转”（第3页），但他确实忽视（或简化了）“涂油膏”一案所折射出的大众恐慌心理之严重及随之而来的行动取舍。1629-1631年米兰大瘟疫是17世纪对意大利影响最大的两次鼠疫中的一次，因米兰公国受影响最严重而得名——疫情仅在米兰就造成六万人死亡（而米兰当时的总人口不过13万）。这场疫情还被认为造成了意大利经济在近代的衰退。一面是死亡、贫困和兵荒马乱（时值三十年战争期间），让米兰人对于反复来袭的瘟疫充满了恐惧并成为惊弓之鸟；另一面自14世纪欧洲进入第二个黑死病大流行期，意大利城市就成为了“推动公众努力控制瘟疫”的典范，为了确保健康人能够逃脱死亡，避免本城“失守”而导致疫情的扩散，当时以城市为单位的防疫措施极为严苛。（说来讽刺，本案主犯之一担任的“卫生专员”一职原本就是为确保城市环境清洁避免瘟疫传播而设立的监督岗位。）在这样的背景下，举止“可疑”的人物就极易因为他人的谣言和恐惧而成为公众猎巫的对象。就这一点而言，1630年“涂油膏”案的两名死者连同他们因此事身败名裂的家人，就不仅是酷刑背后人类残忍的受害者了。